臭屁舞台

　　又從衡陽開始出發了，這次的火車已經不是車廂了，是一種叫『車皮』的車子。看過運貨的火車嗎?我們坐得還不是這一種，是一種運煤的只有半截的那一種車子。沒有車頂，不遮風、不遮太陽更不遮雨。行李放在車底板上我們人坐在行李上。用舅舅送給我們包行李的桐油布（用厚厚的帆布塗上一層桐油）撐起來遮風避雨。 　　

　　在我印象中那一段逃難（我們叫逃共產黨）的日子應該是從父母的口述中得到的，是不是我正式的記憶，我是存疑的。

        不見台北四月的木棉道， 久矣。木棉花喜歡赤身裸體，搶在木棉樹葉礙手礙腳之前閃亮登場。非金即橙，像一蔟蔟著了火的火球 恣意燃燒‧‧燃燒‧‧燃燒‧‧‧‧亮麗佔領了人們的雙眸。

　　父親在七十二歲時過世了，他沒來得及等我們給他過好一點的日子、沒來得及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去看看他日思夜念的故鄉和我那同父異母的哥哥。

        偶讀唐人　王駕寫的　「 社日」　詩

　　臺灣的電視台數日前刻意報導民眾購買“碎渣”「紙肉」〈薄如紙的豬肉乾〉的消息，完全當成新鮮大事來傳播，當時我忍不住愣了一下，沒搞懂這則新聞的新聞性所在，因為早在五十年前碎渣渣和屑末末的東西在我們家不少見。

　　我有兩次到美國留學的經驗。第一次是在一九七零年，我考取了中華民國聯勤總部的獎學金，出國留學兩年。我們軍中留學是透過聯合國國際文教組織代為申請學校的，我的一位學長應紹基先生(他的弟弟應紹舜是我高中同班同學)建議我到美國普渡大學的。可是文教組織幫我申請到的是納北拉斯加大學(Universty of Nebraska)機械系讀碩士。我本來還想等一等看看有沒有到普渡的希望，好友姜至旦跟我說能早就早去，不要等。我就決定接受了。

二弟胃出血

二弟的小事

　　父親是一位軍人，常隨著部隊的調防而遷移。我初中畢業前一個月，父親從流動性很大的部隊電台，調到位於宜蘭市金六結的陸軍通信兵學校擔任教官。在電台裡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上班，在通信兵學校是定時上班下班，有課就上課，安定太多了。我們也就隨著遷到宜蘭市泰山路的岳飛新村133號住下來了。這個眷村是國軍第十九軍(？)駐防在宜蘭時，由部隊的弟兄們到山上砍的木材建造而成。牆壁是竹篾、石灰與稻草糊成的，屋頂是用茅草舖的，門窗幾乎沒有一個是關得嚴的。

　　我的名字叫張世元，是父親告訴我的，因為我從來沒用過，一點印象都沒有。我是民國三十年一月一日生的，在簡寫的三十下面再加上兩個一就成了個世字。一月一日是元旦，所以就起了個名子叫張世元。後來父親將消息告訴山東老家，回信說有位長輩的名子有元字，我不能用。我第一次改名字，改叫世民，民國生的嘛！

　　媽媽是江蘇鎮江人，記得父親在蘇北工作時，我們和媽媽住在鎮江。二舅舅胖胖的，在鎮江街市上開了家皮鞋店。大舅據說是被日本人殺害的，因為大舅是地方知名人士，日本人便要他去某個地方發放日本軍某日某時要去轟炸該地的假消息傳單，用來欺騙國軍。大舅不肯去做，就被抓了起來。經過多方營救，說好某日去接大舅，結果接回的卻是一具大舅屍體。

　　記得在我十歲左右住的地方就在父親服務的單位裡面。那時一方面經濟不好買不起課外讀物；一方面文藝刊物很少，也沒有許多課外讀物。父親的單位訂了一份中央日報，這報紙就是我唯一的精神糧倉。

我總覺得自己是迷迷糊糊地過了大半輩子，因為回想自己小時候的事情總覺得好模糊又片片斷斷，真搞不清楚自己是怎麼跟這個世界接上軌的。

“吃”是人生頭等大事，也是每個人生命中真的有滋味和有真的滋味的寶貴一頁。基本上每個人都缺少不了這一頁。

　　一九六八年，我已經畢業六年了，報考成功大學機械系碩士班，經過服務單位的批准，我和同學姜至旦一起到台南去應考，至旦的父親是國防部中將高級官員，我真不知道，如果只有我一個人報考是否會被批准。我們兩人到了台南參加考試，在考完出了考場後，都聽到應考的學生談論題目的難易，有的說題目一定是某位教授出的，有的說某科目的題目與三年級期末考題類似，我們兩人就知道完了，怎麼事先的準備時，只是把我們在自己學校的功課複習了就去應考呢？似乎是要針對成功大學機械系的課程及所用的課本，教授的內容，甚至他們的考古題，加以研究才能去應考，真是不知己也不知彼，這場仗豈有不敗之理。

　　我的母親叫卜蘭芬(後來改為佐堂)，江蘇鎮江人。有三位哥哥，他排行最小。大哥在地方上好像是有點名望的紳士。母親在跟我們說故事時告訴我們，他的大哥在日本人佔領鎮江時，被日本人殺害了。原因是日本人要他到某一個地方去發散傳單說要轟炸那兒，他不肯就被抓起來了。因為外公去世的早，由母親的二哥花了很多錢多方營救。說好了何時何地交人，結果只接到一具死屍。　　

　　當我上高中時，兄弟們也都處在成長階段，食量大如牛。由於家境清寒，家裡連配給的眷糧加上父親的主食都不夠我們吃足，更別談說給我們零花錢了。每逢學校開學，學費都要靠媽媽標會才能過關；但是眷村中各家都有上學子女，大家都要在此時標會交學費，所以每學期開學前爸媽總是很辛苦地張羅著學費。

　　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從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小畢業時，父親告知他將要被調到台北去服務。安排我先到台北去參加台北市的初中聯考，以免他調職後我得一個人孤零零留在南部。憑心而論，那時「到台北去唸好中學，將來考高中、大學比較容易」的想法根本沒有在我的腦海中出現過，只是無怨無悔跟著父親工作的調遷而到處搬家（真是沒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