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印象中那一段逃難（我們叫逃共產黨）的日子應該是從父母的口述中得到的，是不是我正式的記憶，我是存疑的。
那時父親是在空軍中央情報所無線電第一總台第一支台任台長。空軍的待遇比陸軍或海軍要好些，好像空軍官階比陸軍高兩階。記得父親的電台牆上掛了各種飛機的圖片，當有飛機經過時，電台就辨認其機型發電報給上級電台。父親的電台從蘇北的灌雲撤到揚州，再一直往南撤退。
照片攝於一九四七年春，前排中是我母親，她抱的是我三弟（世俊），靠著她的是我二弟（世尊），最右的是我（世民）。第二排右二是我父親，左二是楊春和先生（好像那時他是中尉），我從中正理工學院畢業後分發在台北工作，還代表我父親去看過他。
印象中的逃難（那時不叫逃難，叫轉進或撤退），開始的時候是乘坐火車，從南京到上海乘坐的是客車。車廂由軍中統一分配，小孩配不到座位，我們小孩都是睡在行李架上。大陸幅員廣大，一坐就是好幾天。加上走走停停根本沒辦法知道何時到達目的地。
後來待遇下降了，從非字形的軟座客車變成只在兩側有硬座的客車，像早期台灣中學生通車的那種。後來又變成一個空空的火車車廂，沒有窗子，中間有個鐵門，就像我們在電影里面看到德國人運猶太人的那一種車廂。運送我們這些既非高階軍官又不是作戰部隊，只不過是一些拖家帶眷的後勤通信部隊，在優先順序上是排在最後面的。走走停停，走幾個站就停在一些小車站的倒車軌道上。一停就是好幾天，也不知道何時再開。
記得每次停下來我就和二弟到鐵路的枕木上挖木片。母親就在鐵路邊上架起臨時的爐子，（是用一個鐵桶改造的，隨時可以帶著走）先燒一壺開水，水是最重要的。接著開始燒飯。這些開水和米飯都是準備我們在路上吃的。吃的菜呢？就是一鍋紅燒牛肉，紅燒肉是燒的乾乾的鹹鹹的，可以放比較長的時間不會壞。至於說青菜幾乎可以說是沒有。
這種車廂我們一直坐到湖南衡陽，在衡陽住了下來。我們住的地方是在一個民家，這一家人好像還蠻有錢的，他們家有一個穀倉。是用實木木板（那時還沒夾板）做成的一個大木櫃，約有四尺寬八尺高十呎長，沒有窗子。在四尺乘八尺的正面有一個窄窄的約兩尺的門框，它沒有門。但是門框內側有一道從上到下的溝槽，槽寬和槽深各約一寸。當穀子收成曬乾後倒進穀倉裡去，把一片約一寸厚八吋高兩尺寬的木板卡進門框槽中。穀子多了就再上一塊木板，從下方往上方一塊一塊的加，直到穀倉滿了為止。我們住在裏面,當然裡面是沒有穀子的。因為天氣寒冷我們都把木板裝到一半高度，留下上面部份通風。
我們住在穀倉中，每餐都是吃蘿蔔（應該是冬天吧）。把蘿蔔切成一公分粗的條狀一煮一大鍋，加點鹽加點蔥花這就是我們的菜。父親在鐵杓裡面加一點油，放到屋子中央的爐子上燒熱加上一些辣椒粉，熬成辣椒油。用蘿蔔沾著它好下飯。從我懂事起父親就是這樣節衣縮食的過日子。記得這個人家的院子有一棵大桑樹，我常常爬到樹上吃桑葚。
我們喝的水是從河裡吊來的，非常混濁。必須要用明礬把水中的雜物沉澱，才能飲用。明礬是一種鋁的化合物，我們真不知道吃了多少鋁下肚。不知道會不會讓我們得到老人癡呆症。
在開始撤退時，二舅舅請我母親把他的大兒子卜鎮軍帶著一起走。認為出來避一避難，過一陣子就可以回去了。在衡陽的時候，有一天他不小心把鹽給打翻了。他把鹽泡成鹽水，叫我去找木頭來煮鹽水，想把鹽水煮乾變成鹽。我現在不記得結果如何。住在這兒的時候我得了瘧疾的病，發燒頭飾燙的，但是蓋兩床被子身子冷得發抖。
和我們住在同一家民房的還有一些部隊，他們用手榴彈炸後院的池塘，一炸魚都翻了肚子，飄在水面。不論大魚或是小魚全都報銷了。當時的軍人都是抓兵抓來的、綁來的，有些人就趁機想要逃回去，這些人叫逃兵。如果真的逃走成功了也就算了，一旦被抓回來就慘了。和我們住在一起的部隊捉回來一個逃兵，被吊在屋子的樑上用扁擔打。後來軍官還用刺刀在屁股上捅了個洞。逃兵被放下來後，其他的士兵用蛋清敷在傷口上，就算是療傷了。亂世啊！人命真比不上螻蟻。
在戰爭中不管是戰勝或者是戰敗，我國軍人自古以來都是無法無天的。我的二舅舅在鎮江市區開了一家皮鞋店，記得他說抗戰勝利後，復員的軍人來買鞋子。說他只要買一隻，我舅說哪有買一支鞋子的。軍人撩起褲腳說我為國打仗只剩下一條腿了，買一雙鞋子有何用？真是說不清到底誰有道理。（我還是覺得買一隻鞋的人比較有理）
2007 1005 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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