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兩次到美國留學的經驗。第一次是在一九七零年,我考取了中華民國聯勤總部的獎學金,出國留學兩年。我們軍中留學是透過聯合國國際文教組織代為申請學校的,我的一位學長應紹基先生(他的弟弟應紹舜是我高中同班同學)建議我到美國普渡大學的。可是文教組織幫我申請到的是納北拉斯加大學(Universty of Nebraska)機械系讀碩士。我本來還想等一等看看有沒有到普渡的希望,好友姜至旦跟我說能早就早去,不要等。我就決定接受了。
  和我一同考取留學的姜至旦,比我早兩個月已經先到美國(University Of North Dakoda)去修碩士。我出發前他來信要我先到他讀書的Fargo,North Dakoda城待兩天,再轉到我就讀的Lincoln,Nebraska去。還說飛到西雅圖轉飛機要住一天旅館,旅館費航空公司會負擔。我在訂機票時完全照辦。1970年1月21日在西雅圖下了飛機住進旅館,第二天旅館要我付費二十多元美金,我說航空公司會付帳。旅館人員說要我自己付,人生地不熟,英文又不好,只好付錢了事。轉乘小飛機從西雅圖往Fargo飛,中途停了兩站,終於到了。下機一看四周一片茫茫的白雪,一望無垠,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景象,相當震撼。
  只有兩位乘客下了飛機後,另一位有人來接走了。我找了一座公共電話,掏出姜至旦給我的電話號碼撥電話給他。他說他在宿舍裡等我電話。電話一通,對方是一位美國女性。我說要找姜先生,她幾裡咕嚕的說了一些我聽不懂的話。我想我是撥錯了電話,又撥一次,還是 # & % > *!?,只好再次掛了電話。整個機場就是我一個人,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時,看到一部pick up來到機場大門前,我就立刻上前要求送我到姜至旦老兄的宿舍North High Rise,他要兩塊美金。沒選擇,上了。
  到了姜兄宿舍敲開大門,他一臉詫異,問我為何不打電話給他。我說打了,是老外接的,而且打了兩次。他說我一定記錯號碼了,我拿出他寄給我的郵簡,上面是他老兄自己寫的,他才說是他寫錯了。好輕鬆啊!
  他問我是如何來的,我說是一個小貨車帶我來的,付了兩塊錢,他說計程車只要一塊五。姜兄又問我行李呢?我回說在機場,我有行李票。在台灣搭火車不都是用行李票領行李嗎,搭飛機也應該是一樣的吧!他連忙找了一位有車的同學帶我到機場去拿行李,到了機場只看到我的一個那種軟皮的塑膠箱子孤零零的躺在地上。他們提了就送到車上,根本不要甚麼行李票。我真是How 土You土。
  十年後的1980年,我從軍中退伍。為了到民間去闖,我和妻子安心商量用我軍中二十年的退休金換了八千美金,到美國去修管理碩士。為了節省開支,妻子帶了兩個孩子搬到岳母住的婦聯五村租了一間十二平方公尺的房間住下。把我們吳興街的房子出租,真是苦了她了。
  我申請到號稱美國南方哈佛的范德堡大學(Vanderbelt University)讀工程管理(Engineering Management)碩士。好友黃盛夏是這所學校畢業的,他還有一些朋友在那兒。他給了一位年紀較長的朋友的電話給我,到機場可以打電話給他來接我。我一到機場就撥電話給他,居然接電話的又是一位外國婦人。好在這次英文比較好了,對不起重播一次。又是一樣,Wrong Number!?真奇怪,我的兩個最要好的朋友卻在前後相差十年,用同樣的手法各害了我一次。是商量好的嗎?天意呼!巧合乎!
  這次我只花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把課程搶修完畢,和教授討論好論文大綱後,回台灣繼續完成。第一次出國拿到兩年的獎學金,一年半唸完。在美實習半年,還賺了回台買房子的頭款。休假期間到處旅遊,行程有五萬英哩的紀錄。第二次出國是自費,又已成家,有兩個小孩,一年多的那兒也沒去,只求早日唸完,省錢又可早日回家。和妻子約定每月的第一個星期六台北時間下午六點我打電話回家,我和其他三位住的宿舍的電話不能打國際,我要在星期五晚上到一位叫陳朝平公費留學的同學家住,第二天一大早起來看著手錶,一到五點開始撥號。接通了和妻子說不了幾句話,已有三歲的女兒蓓蓓搶了電話說“我戲蓓蓓”,幾裡咕嚕的說好多我也聽不太懂的話。我一直叫說把電話給媽媽,不一會兒,手錶顯示三分鐘將到,只好依依不捨的說我要掛電話了。
  這一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十幾年前的事了,兒女都已長大成人,我已超過古稀,時間過得真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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